秦始皇那么强,为何秦帝国却这么短命?

在传统的认识中,人们已经习惯了把秦的二世而亡归结于“暴虐”“苛政”。那么问题来了:一个皇权下的平民社会是不是远不如奴隶社会“文明”?一个黔首可以受爵、布衣可以为官的体制,是不是远不如一个贵族世袭罔替的体制“进步”?可如果不是,那又该如何解释秦国的短命呢?

>>>> 躲不开的投资过热

人类的经济活动,从其外部以长远的眼光看,是一个总体上不断扩张的过程——经济总量,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直都是在不断增大的;

而从其内部以短期的眼光看,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一段时间之内,这个体系所能得到的资源总量是一定的,将有限的资源相对均匀地分布于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生产、投资、个人消费,那么这个循环才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

而一旦其中的某一环节占用了过多的资源,也就意味着出现了“过热”——那么其他环节此时必然面临着资源不足的问题。

这样一来,经济循环就可能面临“断流”的问题。

自公元前221年正式完成统一战争之后,秦国的国家机器并没有就此减速,相反却更加“疯狂”地运转起来。

作为这台“机器”的核心部件——秦始皇,按现在的标准看绝对是一个“工作狂”,《汉书》记载,始皇帝“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

《史记》中的记载则更加具体,始皇帝每天需批阅的竹简有120多斤(约折合现在的60斤),按照云梦秦简的样式来推算,这差不多是3万至5万字 。

一连串的国家投资项目先后上马,整个华夏大地在当时成了这颗星球上最忙碌的超级工地。

这里说句题外话:农耕时代国家最基本的财富就是粮食,它的保存时效不会很长,如果盈余足够的话,除去个人消费,剩余的部分最好的归宿就是通过国家投资,将其转化为可以长久利用的工程项目 ;

如果不如此,那么这些剩余粮食(财富)也必然会在贵族和士大夫的奢侈中被消耗掉(参考一下《红楼梦》里贾府的炒茄子),如此一来,“富”最终便会变成“腐”,紧随其后的,必然就是精英层风气糜烂、对下层盘剥严重。

因此,对历代王朝而言,过分的喜静不喜动绝非是一件好事。

 秦始皇那么强,为何秦帝国却这么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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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

在当时,比较著名的国家级工程有这几项:

修长城,秦朝版的NMD系统,《史记》中记载,征发民夫“常在三四十万”;

修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修出四通八达的高等级高速公路——其规格是路宽70米,路面用夯土砸得很实,下雨也不起泥,两边每隔7米种树,向西最远到甘肃,东至海滨,北至内蒙古,南到湖南、安徽、浙江等地;

此外还有一条军事专用干道,称为“直道”,全长700公里,宽30多米,像今天的高速公路那样高出地面一米多,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拐弯,整个工程仅用两年半完成。

这两个道路工程具体征发人数一时无从考据,但以工程规模看,即便是现在也绝对够上新闻联播的,因此征调民夫数量绝不会少于建造长城。

建阿房宫,以阿房宫为中心,秦王朝的宫殿群向4个方面铺展开来,东至骊山温泉,西至雍城,北过咸阳原,南至终南山,基本遍布关中核心地区——秦皇宫和北京故宫不是一个概念,并不是皇帝一个人用的,其实它更接近首都核心圈的意思;

建骊山墓,这个不消多言,仅仅一个陪葬坑就是世界“第八奇迹”(兵马俑),其所动用人力也绝对需要几十万之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修建骊山陵墓征调的是“刑徒”而不是征召民夫,因为骊山墓是皇帝自己用的,所以不能像国家工程那样随便征召民夫。

除此以外,蒙恬带兵在北方驱赶匈奴,夺得河套及以北大片土地,所率兵马三十万;另有一支秦军主力在赵佗的率领下,分五路攻击岭南,占领了广东、广西,以及桂林、南海、象郡三个郡,一直到达现今越南北部地区,其间动用兵力达五十万。

为了保障这两支庞大的军队常年在外征战,其后勤保障所需的投入同样是少不了的。为保障南线远征军的后勤给养,秦朝政府顺便又修筑了著名的全长34公里的灵渠。

当这一系列国家工程集中于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期,投资过热便随之出现,而如前所说,这就意味着消费和生产两个环节因此会受到挤压。

秦朝时期,中国总人口数大约在2000万人口,各项国家投资项目,征发人口总数不下300万人,也就是全国15%人口,遑论这“15%”多是青壮年,是农耕时代最优质的资源,生产环节必然要受到影响。

而生产受到影响,国家税收必然也要随之减少。

在秦二世胡亥时代,为了解决财政问题,皇帝不惜破坏秦法,增大税收比例,史书记载“收太半之赋”“二十倍于古”——在中国古代,经济正常运转时税收比例通常是“三十取一”到“十之取一”,随意加重税负,必要时又会压缩消费。

同时,胡亥的这一举动还直接导致了作为帝国运行核心的《秦律》失去了权威性——在秦的体制中,皇帝并非是国家机器的直接操作者,他首要的作用在于维系法律的权威性,如今皇帝自己带头破坏法律,国家体系自然难以维持。

然而我们如果从“上帝视角”来观察这段历史,则会看到问题的另一面:秦二世的乱法时代我们暂且不论。

在秦始皇时代,这种集中投资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秦始皇那么强,为何秦帝国却这么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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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绝非在地图上画个圈那么简单,如今我们习以为常、早已作为“默认值”的那些东西,在当时都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要压制地方豪强,建立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有效监督,就必须保证交通顺畅,因此必须修驰道;

要降低生产成本,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就必须重整全国运河、灌渠;

为了应对前所未有的辽阔疆域的管理,再加上迁入关中的六国大族(共计十二万户),咸阳首都圈必须扩容,因此阿房宫也是要修的;

要保证关中核心地带及江淮流域新收之地的安全,就必须拓展战略纵深,因此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长城建直道也是势在必行……

另外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在过去(其实如今也多多少少存在这个问题),人们在心里其实未必多把节俭看作美德:

西汉初期民生凋敝、百废待兴,而在当时丞相萧何却力主将未央宫建造得气势恢宏、华丽无比,汉高祖刘邦认为这样过于浪费,萧何却指出,未央宫是世人眼中皇权的最高象征,如果过于“寒酸”,不但不会取悦世人,反倒会让他们在内心深处对皇帝的权威予以轻视,这将对未来上百年产生影响。

于是,汉高祖同意了萧何的方案,有了后来存世达1041年的未央宫。

其实在秦代,问题也差不多,除了现实需求之外,一系列超级工程的上马也是为了让六国遗民在心理上能够认可这个全新的大帝国。

文人们所诟病的“暴虐”“好大喜功”,其实正是秦国的悲壮所在。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随着一系列国家工程的完工,秦国为华夏重新铸造了一副大一统的骨骼,把中华民族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看看欧洲和中东就会发现,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疆域与政治疆域基本重合的文明。

而这一过程中的最后祭品,恰恰就是秦国自己。

正是借助秦朝铸造的这副统一骨架,才有了后世汉朝延续400多年。直到今天,那些大骂秦始皇是“暴君”的人,当他从老家出来到邻省旅游不用办签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位“暴君”功绩的受益者。

古今中外,这种历史并非只此一例。

隋朝同样是二世而亡,隋所承接的是南北朝160多年的大分裂时代,隋炀帝时代,面临着同秦国差不多的局面——要稳固中原,必须征伐高丽;要沟通南北,保证江淮流域对中央的忠诚度,就必须修通全长2000多公里的大运河……

同样是非做不可,同样是投资过热,同样是二世而亡,也同样妄担了一个“暴君”的骂名……

即便在现代社会,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同样是以近乎“冷酷”的风格推动工业化进程,也正是因为这个,才使得苏联有幸成为二战的胜利者,也使得1991年苏联解体时苏共高层有财富可分。如此种种,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秦始皇那么强,为何秦帝国却这么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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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焚书坑儒”背后的反复辟斗争

投资过热从内部弱化了秦的政权基础,而最终直接导致秦灭亡的,则是当时连续出现的复辟运动。

改朝换代伊始,出现复辟运动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明显还带有“路线斗争”的味道。

六国遗族自然无须多言。公元前226年,燕国刚刚被灭国,统一战争还在进行时,最早被灭国的韩国贵族就在其故都新郑发动过武装叛乱。

参与者中最为我们熟知的,便是后来在汉政权中具有重要位置的张良。

在秦帝国建立之后,张良还曾策划了同样为我们所熟知的在博浪沙对始皇帝的刺杀事件。也正是由于张良一直以来秉承贵族复辟的主张,这与汉帝国承袭秦制的路线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刘邦对张良从始至终都是用其“智”但不用其“志”的态度——只是将其作为技术层面的高级顾问,在天下定鼎之后,张良也就随之淡出了汉帝国的政治舞台,这些都是后话。

相对于北方的原五大战国来说,江淮流域的楚国故地的局势则显得更加动荡。

究其原因大致有二:

一则自战国初期开始,韩、魏、赵、燕、齐五国都已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变法,虽然不及秦国变法深彻,但大体方向和框架依然是差不多,贵族在其政治架构中的权重都已经被削弱了不少,其中不少在前期就已经被边缘化;民间舆论上,因为有本国变法“垫底”,对于《秦律》的接受度也比较高——《秦律》不存在法外之地、法外之人,这一点无疑比强调贵族特权的所谓“王道”更加令人信服。